檻外人不見外

討論這個問題前必須先弄清楚在每個人的論述中，誰是主體誰是客體？

施先生文章中的主體是資本家，所以他提出他的兩項論點。我認為就他所認同的主體的觀點來說，結論是對的，但論證很遜(其實我原本文章大部分都是在說這件事，但是大家只注意立場...)。

我的觀點也許比較偏勞工，我也很樂意戴上這頂帽子，而有人也許不願戴另一頂帽子。對我來說，施先生的建議就是害死勞工然後獨肥資本家。

感覺開始要打架了，這時候當然就要很kuso地搬出中華民國憲法，緩和一下氣氛：
 中華民國憲法第2條：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所以中華民國的主權是屬於至少是比資本家佔多數的勞工階級，而不是資本家。)

談道德問題是好也是不好，只看怎麼談。提到人，當然是道德問題；提到物，當然不應該是道德問題。

簡單來說，在資源無限、環境可以無限制破壞、人都是機器的理想環境下，以企業的觀點來說，當然資本主義以及全球化都是對的(必須想到的是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是19世紀的產物，那時候可沒有這麼多限制)。可是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卻是相對資源有限、環境奄奄一息、人並不是機器(雖然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已經無異於機器)的狀況，所以就長久而言資本主義以及其必然引致的全球化根本行不通，自取滅亡而已。

國家政策必須依附的主體不是企業，而是人民。在專業經理人的介入下，企業變成一種虛幻的概念，我們既擁有企業(股票)，又被它壓榨。所謂欣欣向榮的景象，到底是誰的欣欣向榮？是資本家與既得利益高級雇員的華燈初上？或者只是失業跳樓者的最後一瞥？所謂政策究竟是該餓死一部份人維持所謂的經濟成長(誰的成長？做為國家主體的勞工的收入真的成長嗎？)還是經濟衰退但至少大家有飯吃？這當然是道德問題。

我們被罵很爛又被每天看的媒體當然是傾向它大老闆的資方立場，很不幸地這就是一般人的訊息來源，而所謂的一般人其心智就是那種康德所謂的未啟蒙狀態(註1)。

最近看麥克魯漢的舊書《認識媒體》裡有一句話說：「媒體即訊息。」也就是說媒體不只是媒介，更是內容本身，不過這是不相干的後話。

註1：「啟蒙是人之超脫於他自己招致的未成年狀態。未成年狀態是無他人的指導即無法使用自己的知性的那種無能。如果未成年的原因不在於缺乏知性，而在於缺乏不靠他人的指導去使用知性的決心和勇氣，這種未成年狀態便是自己招致的。」──康德《答「何謂啟蒙」？》

施教授這篇文章的問題在於沒有任何論證導致通篇都是廢話。

前面講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史(花大錢從美國技轉)並不能論證他的兩點建議與呼籲：
1.開放引進大陸人才
2.應鼓勵廠商到大陸設晶圓廠，不需要任何限制。

除非他今天要論證的是：「台灣是否該向大陸購買技術？」(姑且不論世易時移的時空背景問題)，不然前面這段發展史跟他後面要倡議的根本找不到任何相似性。而且就算有相似性，那也不會是穩當的論證，因為歷史的發展無法預估(就像我們無法從觀察到似乎只要住進總統府的政客都會變成笨蛋，去論證以後的總統都是笨蛋)。

所以施教授這篇文章我個人認為不是出於寫作策略，就是因為無知。

以講述那些過往英雄事蹟的方式開場，加上個人名望，很容易讓人陷入所謂輕信權威而忽略論證的謬誤。這種寫作策略是沒有意義的，根本不值得讓人在上面打轉。

再者，施教授講的故事與他的論點唯一勉強相關的地方在於資本主義下資本與人才的自由流動。全球化就產業觀點有一定的正當性，然而這只是資本家以及作為企業顯性與隱性(直接領薪水股票或是接計畫、專案)高級雇員的既得利益者的邏輯。

人才的流動導致台灣人與中國人在薪資上的競爭，結果當然是薪資向低處看齊。不用幻想中國某些高薪的特例來拉高台灣薪資，因為如果中國人願意來台工作，一定是台灣薪水較中國當地薪水高，所以只有比爛往下探沒有往上看的道理。

資本流動導致台灣工廠變少或是持平，但是加上升級製程後的高度自動化設備(去看看八吋廠跟十二吋廠吧！)，所以雇員一定變少。這代表工作機會的流失，而且是那種可以被自動化設備取代的低階人力首當其衝，這部分通常也是最難輔導就業的。

而且資本永遠是越滾越大，在自由流動的遊戲規則下，只有佛心來著的經營者不會選擇減少投資然後大舉進軍中國。但是越來越多公司是由不擁有絕對多數股份的專業經理人來管理，他本身亦是雇員，在董事會要求獲利的壓力下，佛心也會變成狼心狗肺，一切只是早晚問題，不用幻想。

以上拙見。

附原文如下：

【經濟日報╱記者李珣瑛／整理】 2010.05.17 05:23 am 
  
回顧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源頭，要追溯到1974年工業技術研究院成立電子工業研究所。當時的經濟部長孫運璿獨排眾議，在1976年決議政府要花400萬美元，向美國廠商技轉積體電路（Intergrated Circuit，簡稱IC）相關設計和製造技術。

我當時向任職的美國貝爾實驗室（Bell Lab）申請留職停薪，回台在台大教書三年。因而有機會應孫運璿部長之邀，出任七人小組顧問。其中，懂半導體的二人，是我和史丹佛電機系的學弟杜俊元。我們認為，應選擇薩支唐發於1963年明的CMOS（互補金氧半導體）技術，理由是它最省電。

我還記得，當時包括財政部、國大代表，以及經濟部，對於台灣要花錢向美國技轉半導體技術，都是一片反對，認為政府要砸如此大的金額，風險太大。

所幸，孫運璿認同缺乏天然資源的台灣，必需發展高科技的建言。他向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報告後，敲定向美國無線電公司（RCA）技術移轉CMOS技術的計畫。

這個關鍵性的決策「太重要了！」否則台灣如今沒有機會與美國、日本，以及韓國，同樣站在世界半導體的重要舞台上。

在台積電和聯電的努力下，台灣晶圓代工全球市占市占率高達七至八成，居領導地位。

對於台灣半導體產業未來的發展方向，我有二項建議與呼籲。首先，是要開放引進大陸人才。因為，一條新的12吋晶圓廠生產線，就需要約2,000人投入，以台灣的人口來說，學校根本來不及培養人才。

其次，應鼓勵廠商到大陸設晶圓廠，不需要任何限制。我實在弄不懂，政府處處設限、管制晶圓廠登陸，是源於「無知」、還是「意識型態」作祟。反對開放赴大陸建廠者，講的都是外行話。

連全球半導體業龍頭英特爾都已在大連設12吋晶圓廠，投產65奈米、45奈米製程技術。半導體業者都知道，只要投資30億到40 億美元、或是更先進製程的50億美元，所買來的機台設備，就已經掌握95%的製程技術，量產已非難事。其餘的5%，才需要仰賴有經驗的工程師。

台灣也有人才不夠的問題，加上各國的關稅障礙，在台灣研發掌握核心技術後，何妨放手讓台灣企業能有效運用世界人才，以及到接近市場地去製造，這應該是半導體產業該享有的環境。

（中研院院士口述，記者李珣瑛／整理）

【2010/05/17 經濟日報】
 

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
　　
作者：錢學森
　　
　　 （原載《中國青年報》1958年6月16日第四版）
　　
　　“前年賣糧用蘿挑，去年賣糧用船搖，今年汽車裝不了，明年火車還嫌小!”。

　　
　　 這是江西井岡山農民的一首民歌。我們的土地正在農民雙手豪邁的勞動中，付給人們更多的糧食，6月12日青年報第一版上發表了一個動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繼小麥畝產二千一百零五斤以後，又有二畝九分地平均每畝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麥。
　　
　　 土地所能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
　　
　　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今後，通過農民的創造和農業科學工作者的努力，將會大大突破今天的豐產成績。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農產品,要比現在的豐產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
　　
　　 這並不是空談。舉一個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別豐產試驗田要在一畝地裏收一百六十萬斤蔬菜。雖說蔬菜不是糧食，但到底是畝產一百六十萬斤！
　　
　　 所以，只要我們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條件，加上人們的不斷創造，產量的不斷提高是沒有問題的。今天條件不具備，明天就會創造出來，今天還沒有，明天一定會有！
　　

狼來了

余光中

回國半個月，見到許多來友：大家最驚心的一個話題是：「工農兵的文藝，台灣已經有人在公然提倡了！」

工人、農人、軍人，同為社會的支柱，正如公務員、教師、商人、自由業者等等，亦為社會的支柱一樣，工農兵的生活應該關懷，工農兵的形象應該描繪，其理至顯，誰也不會反對，誰都應該贊成，然則社會百業，何以獨舉工農兵而排其他？何以排列的次序是工農兵而不是農工兵或兵農工？條條大路皆為報國之途，何以獨要突出這三個「階級」？如果說，所謂工農兵，不過是代表大眾的意思，那麼逕用涵蓋面更大的「大眾文學」或「國民文學」好了。

所謂「工農兵文藝」，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與政治用心，民國三十一年五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曾經明確宣佈：「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當然，毛澤東並沒有放過知識份子，因為他接著又說：「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份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從前引的毛語看來，所謂「工農兵文藝」正是配合階級鬥爭的一種文藝：政治才是目的，文藝云云不過是一種手段，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毛澤東分配給知識份子的邊緣任務，是「長期地合作」，「合作」二字用得很妙：如果知識份子起來響應工農兵的「革命」和「工農兵文藝」，當然便是「合作」，否則便是「反革命」。

那麼，該怎麼「合作」法呢？毛澤東也有具體的說明：「文藝界的主要的鬥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原來在「工農兵文藝」政策下的所謂文藝批評，乃是一種鬥爭方法，然則鬥爭的目的何在呢？毛澤東也說得很清楚：在於「使不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改變到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

在同一篇「講話」裡，毛澤東又說：「那末，馬克思主義就不破壞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壞的，它決定地要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對於無產階級文藝家，這些情緒應不應該破壞呢？我以為是應該的，應該徹底地破壞它們，而在破壞的同時，就可以建設起新東西來。」也就是說，把中國的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徹底破壞之後，就可以建設起「工農兵文藝」了。

以上引證的幾段毛語，說明了所謂「工農兵文藝」是個什麼樣的「新東西」，其中的若干觀點，和近年來國內的某些「文藝批評」，竟似有些暗合之處，目前國內提倡「工農兵文藝」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後的意義，是為天真無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後的意義而竟然公開提倡，就不僅是天真無知了。

我國軍人的知識水準，近年來提高了許多，文藝在軍中更遍受重視。文壇上知名的詩人和小說家，不少位出於軍中，各大學更經常邀請這些軍中作家去演講或座談，大學生畢業後，都要入軍中服役，所以柳營與學府之間亦難以區分，如果把後備軍人也算在裡面，則從我服役的那一屆(民國四十一年)起，更不知有多少作家，既然如此，則「兵的文學」又何須再加提倡呢？所謂「工農兵文藝」，至少有三分之一早已盛行於台灣，但其用意和毛澤東所強調的卻大不相同，民國六十四年第二屆現代詩獎的兩位得獎人，管管出身於軍中，吳晟出身於農民，這是眾人皆知的事實，然而兩位詩人之所以得獎，是因為他們的藝術成就，不是因為他們的出身，「階級成分」不是台灣文藝批評的標準。

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也許會說：「台灣是開放的社會嘛，什麼東西都可以提倡的。」中共的「憲法」不是載明人民有言論的自由嗎？至少在理論上，中國大陸也是一個開放的社會，然則那些喜歡開放的所謂文藝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民主義文學」，「商公教文學」，或是「存在主義文學」呢？北京未聞有「三民主義文學」，台北街頭卻可見「工農兵文藝」，台灣的文化界真夠「大方」，說不定，有一天「工農兵文藝」還會在台北得獎呢，正當我國外遭逆境之際，竟然有人內倡「工農兵文藝」，未免太巧合了，這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強調文藝要寫實，但對於「秧歌」，「尹縣長」，「敢有歌吟動地哀」，「古拉格群島」等所寫之「實」卻似乎視而不睹，對於天安門、四人幫等事件所演之「實」卻似乎避而不談，此時此地，卻興致勃勃地來提倡「工農兵文藝」，這樣的作風，不能令人無疑。

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立刻會嚷起來：「這是戴帽子！」卻忘了這幾年來，他們拋給國內廣大作家的帽子，一共有多少頂了，「奴性」、「清客」、「買辦」、「偽善」、「野狐禪」、「貴公子」、「大騙子」、「優越感」、「劣根性」、「崇洋媚外」、「殖民地文學」……等等大帽子，大概凡「不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每位作家都分到了一頂。

說真話的時候已經來到，不見狼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檢查自己的頭吧。

六十六年八月於香港。

【1977-08-20/聯合報/12版/聯合副刊】

連橫在為日本殖民政府寫了提倡「鴉片有益人民健康」的文章，因而遭台灣人唾棄，朋友紛紛與之斷交，連橫不得以帶家人從台灣遷移到大陸 。原刊於1930年3月2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原文如下: 

新阿片政策謳歌論

作者：連橫　1930年  

　　臺灣阿片問題，比月以來，議論沸騰，或以為當行勵[1]禁，或以為須再特許，究之皆一偏之論，未能盡其全也。夫天下之事物，有利必有害，有[害]亦有利；是故利害之中，必當權其輕重得失，而後可以無憾。夫阿片之為利為害，論者多矣，不須贅言。顧以全世界而觀之，出產之多，消費之巨，若以臺灣吸食之量而比之，不及百分之一，似乎不成問題；然為國計民生起見，亦不得不善為處置。

　　查阿片之傳入臺灣，始於蘭人統治之時，距今已三百年。歸清以後，移民漸至，曠野漸開，而榛莽未伐，瘴毒披猖，患者車取死，惟吸食阿片者可以倖免，此則風土氣候之關係，而居住者不得不吸食阿片；如俄羅斯人之飲火酒、南洋土人之食辣椒，以適合環境，而保其生命。故臺灣人之吸食阿片，為勤勞也，非懶惰也；為進取也，非退守也！平心而論，我輩今日之得享受土地物產之利者，非我先民開墾之功乎？而我先民之得盡力開墾，前茅後勁，再接再厲，以造成今日之基礎者，非受阿片之效乎？然則阿片之害，人言嘖嘖，而以臺灣歷史觀之，故亦有利也。夫烏頭毒藥也，可以殺人，而亦可以治病；河豚美味也，可以爽口，而亦可以損生，惟在用之得宜爾。

　　道光十年，閩浙總督孫爾準以各省消用阿片甚巨，耗民損財，奏請禁止。十八年，復因御史黃爵滋之奏，下詔嚴禁，初犯者刑，再犯者死，?於澳門焚燬英商阿片一萬三千六百餘箱。英人不服，遂至構兵，而訂江寧之約，其禁遂弛。當是時，臺灣兵備道姚瑩亦奉庭[2]旨，勵行嚴禁，然以訂約之故，時令不行，而吸食者猶故也。光緒十年，法人之役，臺灣戒嚴，兵備道劉璈以臺灣阿片既不可禁，又須購之外國，損失甚大，奏請撥給官莊，許民播種，自產自給，以挽利權，廟議許久；而臺灣之阿片乃愈盛。夫臺灣人民吸食阿片，固非一朝一夕之故，染之既久，積之也深，自不能一時斷絕；雖過去之事，而亦足為今日之參考也。

　　帝國領有之初，政府則議禁止，嗣因習慣上、人道上之故，乃立漸禁方針。是時，特許吸食者十六萬人，閱今三十餘年，僅有二萬五千人，使非漸禁之功效，則此三十年間，戶口之增加，富力之日進，吸食者當在三十萬人以上。則此次再請特許者二萬五千人，亦不過全人口二百分之一分強爾，無大關係，亦不成大問題，又何事議論沸騰哉！唯今日阿片問題，關係國際信義，固不可不權其利害之大小輕重，以期無憾！

　　夫世界今日之吸食阿片，非僅臺灣也。支那為阿片最盛之國，十數年來，外標嚴禁之名，內收稅金之實，則各省武人據地稱雄，擁兵自衛，莫不勒取阿片之巨利；國民政府雖言禁止，而法令早已不行！南洋群島以及產地之印度、波斯、土耳其尚多吸食，則歐洲人士亦有飲用，且多屬上流社會；美為文明之國，而報載吸食阿片者達二百萬人，可謂怪事！夫美國固勵行禁酒矣，然而密輸者如故，密飲者如故，牟利之徒且以汽船設大酒館於公海之上，以供遊客之豪飲，而政府無如何也。

　　臺灣阿片之害，政府無難禁止，然為習慣上、人道上而觀，故有再行特許之議，命各保甲曉諭有癮者自行申請，再由醫師診察，以驗其癮之輕重，可謂周至！今若遲疑不決，收回成命，則當局失信於保甲，保甲失信於人民，而政府之威嚴損矣！聞臺北市內各保甲已聯名申請照行，此亦民意也。夫治民者，在安民，不在擾民；在順人之情，不在拂人之性。今政府既有特許之意，人民又有希望之心，自可照議而行。其受特許者，苟非體氣之大弱，痼疾之癮癒，自任改除；即舊時之特許者，互相勸勉，冀斷其癮，以促成政府漸禁方針之美意。如是，不及三十年，臺灣阿片不禁自禁，豈非持平之道哉！


註解
↑ 據原刊。當改為厲。
↑ 據原刊。當改為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