檻外人不見外

討論這個問題前必須先弄清楚在每個人的論述中，誰是主體誰是客體？

施先生文章中的主體是資本家，所以他提出他的兩項論點。我認為就他所認同的主體的觀點來說，結論是對的，但論證很遜(其實我原本文章大部分都是在說這件事，但是大家只注意立場...)。

我的觀點也許比較偏勞工，我也很樂意戴上這頂帽子，而有人也許不願戴另一頂帽子。對我來說，施先生的建議就是害死勞工然後獨肥資本家。

感覺開始要打架了，這時候當然就要很kuso地搬出中華民國憲法，緩和一下氣氛：
 中華民國憲法第2條：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所以中華民國的主權是屬於至少是比資本家佔多數的勞工階級，而不是資本家。)

談道德問題是好也是不好，只看怎麼談。提到人，當然是道德問題；提到物，當然不應該是道德問題。

簡單來說，在資源無限、環境可以無限制破壞、人都是機器的理想環境下，以企業的觀點來說，當然資本主義以及全球化都是對的(必須想到的是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是19世紀的產物，那時候可沒有這麼多限制)。可是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卻是相對資源有限、環境奄奄一息、人並不是機器(雖然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已經無異於機器)的狀況，所以就長久而言資本主義以及其必然引致的全球化根本行不通，自取滅亡而已。

國家政策必須依附的主體不是企業，而是人民。在專業經理人的介入下，企業變成一種虛幻的概念，我們既擁有企業(股票)，又被它壓榨。所謂欣欣向榮的景象，到底是誰的欣欣向榮？是資本家與既得利益高級雇員的華燈初上？或者只是失業跳樓者的最後一瞥？所謂政策究竟是該餓死一部份人維持所謂的經濟成長(誰的成長？做為國家主體的勞工的收入真的成長嗎？)還是經濟衰退但至少大家有飯吃？這當然是道德問題。

我們被罵很爛又被每天看的媒體當然是傾向它大老闆的資方立場，很不幸地這就是一般人的訊息來源，而所謂的一般人其心智就是那種康德所謂的未啟蒙狀態(註1)。

最近看麥克魯漢的舊書《認識媒體》裡有一句話說：「媒體即訊息。」也就是說媒體不只是媒介，更是內容本身，不過這是不相干的後話。

註1：「啟蒙是人之超脫於他自己招致的未成年狀態。未成年狀態是無他人的指導即無法使用自己的知性的那種無能。如果未成年的原因不在於缺乏知性，而在於缺乏不靠他人的指導去使用知性的決心和勇氣，這種未成年狀態便是自己招致的。」──康德《答「何謂啟蒙」？》

施教授這篇文章的問題在於沒有任何論證導致通篇都是廢話。

前面講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史(花大錢從美國技轉)並不能論證他的兩點建議與呼籲：
1.開放引進大陸人才
2.應鼓勵廠商到大陸設晶圓廠，不需要任何限制。

除非他今天要論證的是：「台灣是否該向大陸購買技術？」(姑且不論世易時移的時空背景問題)，不然前面這段發展史跟他後面要倡議的根本找不到任何相似性。而且就算有相似性，那也不會是穩當的論證，因為歷史的發展無法預估(就像我們無法從觀察到似乎只要住進總統府的政客都會變成笨蛋，去論證以後的總統都是笨蛋)。

所以施教授這篇文章我個人認為不是出於寫作策略，就是因為無知。

以講述那些過往英雄事蹟的方式開場，加上個人名望，很容易讓人陷入所謂輕信權威而忽略論證的謬誤。這種寫作策略是沒有意義的，根本不值得讓人在上面打轉。

再者，施教授講的故事與他的論點唯一勉強相關的地方在於資本主義下資本與人才的自由流動。全球化就產業觀點有一定的正當性，然而這只是資本家以及作為企業顯性與隱性(直接領薪水股票或是接計畫、專案)高級雇員的既得利益者的邏輯。

人才的流動導致台灣人與中國人在薪資上的競爭，結果當然是薪資向低處看齊。不用幻想中國某些高薪的特例來拉高台灣薪資，因為如果中國人願意來台工作，一定是台灣薪水較中國當地薪水高，所以只有比爛往下探沒有往上看的道理。

資本流動導致台灣工廠變少或是持平，但是加上升級製程後的高度自動化設備(去看看八吋廠跟十二吋廠吧！)，所以雇員一定變少。這代表工作機會的流失，而且是那種可以被自動化設備取代的低階人力首當其衝，這部分通常也是最難輔導就業的。

而且資本永遠是越滾越大，在自由流動的遊戲規則下，只有佛心來著的經營者不會選擇減少投資然後大舉進軍中國。但是越來越多公司是由不擁有絕對多數股份的專業經理人來管理，他本身亦是雇員，在董事會要求獲利的壓力下，佛心也會變成狼心狗肺，一切只是早晚問題，不用幻想。

以上拙見。

附原文如下：

【經濟日報╱記者李珣瑛／整理】 2010.05.17 05:23 am 
  
回顧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源頭，要追溯到1974年工業技術研究院成立電子工業研究所。當時的經濟部長孫運璿獨排眾議，在1976年決議政府要花400萬美元，向美國廠商技轉積體電路（Intergrated Circuit，簡稱IC）相關設計和製造技術。

我當時向任職的美國貝爾實驗室（Bell Lab）申請留職停薪，回台在台大教書三年。因而有機會應孫運璿部長之邀，出任七人小組顧問。其中，懂半導體的二人，是我和史丹佛電機系的學弟杜俊元。我們認為，應選擇薩支唐發於1963年明的CMOS（互補金氧半導體）技術，理由是它最省電。

我還記得，當時包括財政部、國大代表，以及經濟部，對於台灣要花錢向美國技轉半導體技術，都是一片反對，認為政府要砸如此大的金額，風險太大。

所幸，孫運璿認同缺乏天然資源的台灣，必需發展高科技的建言。他向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報告後，敲定向美國無線電公司（RCA）技術移轉CMOS技術的計畫。

這個關鍵性的決策「太重要了！」否則台灣如今沒有機會與美國、日本，以及韓國，同樣站在世界半導體的重要舞台上。

在台積電和聯電的努力下，台灣晶圓代工全球市占市占率高達七至八成，居領導地位。

對於台灣半導體產業未來的發展方向，我有二項建議與呼籲。首先，是要開放引進大陸人才。因為，一條新的12吋晶圓廠生產線，就需要約2,000人投入，以台灣的人口來說，學校根本來不及培養人才。

其次，應鼓勵廠商到大陸設晶圓廠，不需要任何限制。我實在弄不懂，政府處處設限、管制晶圓廠登陸，是源於「無知」、還是「意識型態」作祟。反對開放赴大陸建廠者，講的都是外行話。

連全球半導體業龍頭英特爾都已在大連設12吋晶圓廠，投產65奈米、45奈米製程技術。半導體業者都知道，只要投資30億到40 億美元、或是更先進製程的50億美元，所買來的機台設備，就已經掌握95%的製程技術，量產已非難事。其餘的5%，才需要仰賴有經驗的工程師。

台灣也有人才不夠的問題，加上各國的關稅障礙，在台灣研發掌握核心技術後，何妨放手讓台灣企業能有效運用世界人才，以及到接近市場地去製造，這應該是半導體產業該享有的環境。

（中研院院士口述，記者李珣瑛／整理）

【2010/05/17 經濟日報】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雖然是搬來的第一天就已知的必然，不過在請搬家公司把最後一些較大型電器家具搬走的前夕，除了為了省錢小東西都自己搬造成體力上的疲累外，多少有些悵然。

我有保留手寫稿的習慣。收拾東西的時候，發現手寫稿最多產的時段，是在新竹跟關渡的時候。搬到北投則多半直接電腦打字。到了大龍峒，則兩者皆少，讀書也少。

想一想其中原因，或許是環境因素作祟吧！

在新竹和關渡時，因為座位和書桌配合的關係，適合寫字，因而多手寫稿，讀書也勤。北投適合打字，大龍峒則坐姿與光線皆差，諸事不宜。

有些地方是住的時候不喜歡，但離去後會隨著時間而開始懷念的。就像我會想念大龍夜市、顏家麵線與大龍峒肉羹、無時無刻從頭上飛過的飛機辨識活教材、以及超吵的小土地廟──和安宮，廟會時它是保安宮下一站。

或許就像Franz Kafka的小說，真的好無聊好難看，可是當你看完，又覺得其中有深意。其中複雜感覺，或許就如尋常飲水，冷暖自知。

新聞連結：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423/8/24epm.html

欠稿，暫先記下預定寫的大綱，以免忘記，內文待補齊。

1. 敘事學中的全知全能觀點，論「新聞作為特定視角的缺失」。

2. 應當如此！vs. (實踐上)如何可能？

3. 象牙塔裡的清談，論「學者的放屁習慣如何養成？」

4. 皮球職場倫理學──皮球總是往低處滾動的，論「以公務員為業」。

5. 政府的遮羞布(部)──做做樣子，不給足夠的經費，終究只是純粹的花瓶以及臨事的卸責功能。

6. 給庶民的新聞理解方法論。在謊言與事實之間，對事件本質無誤的理解如何可能？真理既是無蔽又不只是無蔽。

7. 唯有實際行動(鬥爭)能夠改變世界。

四月十九日 星期一

分析一種情況。

句型：A是B
其中A與B必須在時空上盡量是八竿子打不著的東西，離的越遠，效果越好。

分析：
A帶有眾多屬性的集合a，而B則帶有眾多屬性的集合b。
當a與b有交集時，這便是一種修辭；當a與非b有交集時，則是一種諷刺的修辭。

例：
A=詩
a={浪漫 音樂性 複雜 晦澀 千錘百鍊的精品...}
B=塑膠
b={遇熱變形 大量生產與複製 廉價...}

套用到A是B這句型就可能變成這樣的例句：「這首詩很塑膠。」

詩的屬性中包括了千錘百鍊的精品(意味著永久的價值、少量、高貴)，而塑膠則正好相反(遇熱變形表示不經久、大量生產與複製、廉價)，所以這是一種諷刺的修辭。

詩通常僅存在於薄薄的紙上，塑膠則有固定的長寬高與體積。詩的流傳可長可久甚至不朽，塑膠則有一定壽命。時間、空間上的差異導致我們很少把這兩者擺在一起看，於是一種新奇的超越常規的詩意便產生了。

或許如果對於世間萬物都整理出一套屬性表，那麼未來所謂詩的修辭很可能變成一種同時轉動數個法輪的配對過程，按照每個法輪上書寫的內文填滿這些句型的空格。